杨澜:上帝曾三次“垂青”我杨澜:上帝曾三次“垂青”我杨澜:上帝曾三次“垂青”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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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澜:上帝曾三次“垂青”我

  如果人生中仅有一次机会,可以称为幸运,而碰上三次机会,则一定不是因为上帝的垂青。曾经在万丈光芒中转身归于平淡,只为了追寻心中的意义,在千万次地对他人和自己发出疑问之后,终于等来了洒满阳光的回答。

  一切并非理所当然

  你曾经说到过一个例子,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到朋友家作客,他指着整座房子说那是他祖 父造的,门前的树是他爸爸种的,对于文化与财富的积累,你都非常羡慕,在你成长的年代,没有这两方面的积累是最大遗憾吗?

  杨:我们的祖辈和父母是被均贫富的,我们的财富经过一次次的扫荡,文化也一样,历史的延续感根本就不存在。就算稳定的发展从80年代算起,我们的财富啥时候能数出一个代来?我曾亲眼看过父母把仅有的几十元工资分出来供养他们的父母,把余下的非常节俭地贴补家用,简朴的生活,使我们几乎忘了物质的快乐。记得80年代初爸爸到美国做访问学者,回来时领到了令人羡慕的配额,全家连夜商量怎样凑足外汇券,再雇一辆pad车到出国人员服务部购买冰箱,而当那件贵物终于进了家门,真是欢天喜地得跟过节似的,每一样东西来得都那么不易,你只有一个配额,必须在冰箱与洗衣机之间来回抉择。我们这代人经历过物质贫乏的年代,我们深知一切都并非理所当然。

  60年代出生的人从街边的油条铺吃到了麦当劳,而如今的新生代会认为麦当劳和巨型超市应该理所当然地就在那儿,你以为新生代与你们这代人的主要差异是物质上的吗?

  杨:不,他们的精神比我们自由和幸福,而我们则有不为他们所知的丰富。我是一个独生女,但从未有骄娇二气,小时候扫地、洗碗、换煤气罐都是我的活,贫穷让我知道在菜市场怎么挑选也便宜也好的菜。直到我结婚时妈妈还非常感慨,我外婆送给她结婚的红宝石戒指当年惧怕抄家放到厕所冲掉了,以至于女儿结婚送不出一件像样的礼物,父母那代人一贫如洗,一百块钱就是他们送给我的结婚贺礼。我心存感激,作为清贫且清高的知识分子,他们给了我爱与原则、健康的心态和温暖的情感,使我无论遭遇到啥都始终相信人世间的真善美。

  由于社会巨大变革带来的思考,也是成长时代给你的馈赠?

  杨:我们的内心经历了一次次的否定,由于价值观的变化而非常迷惘。6岁那年我牵着母亲的手到泥泞的市场买菜,突然问母亲一句:“你说每一个人不是都会犯错的吗?那毛主席犯过啥错?”母亲当即大惊失色。那时候小孩的心中有神,毛主席去世后,我问老师,是否以后我们还会到矿山当童工?思想的禁锢不是一天打破的,开放和自由的生活观念也不是一天到来的,记得读初中的时候,每当夏天来临,穿裙子上学成了女孩的头等大事,我们几个女同学必须“拉钩上吊”,约好同一天穿,以免特别突出被斥之为“臭美”。80年代初如果穿牛仔裤,带蛤蟆镜,手里拎着一个录音机,那就是个标准的小流氓。也许正是当初的极端偏颇,才使我们这代人如此追求完整的人格和人生。

  人生减法

  在《正大综艺》如日中天的盛名中转身离去,这种勇气从何而来?当你决定做一道由名人、明星到记者、普通人的人生减法时,你可以预计自己的今天吗?

  杨:爸爸在很早的时候就给了我一个坐标,他让我知道啥是值得羡慕、啥是不值得羡慕的。谁家今天豪客满门,谁家的车进了中南海,他从来不屑一顾。直到今天,他仍然认为那些错过的晋升机会并不足惜,平生最大的荣耀是退休那年北外全系同学评选“我心中最尊敬的老师”,他的得票率为98%.在跌跌撞撞的生活历程中我渐渐悟到,人生的轨迹不是由你想要啥组成的,而是由你不想要啥组成的。

  这个观点好像跟惠普CEO奥菲丽娜一样。

  杨:刚进电视台时我不知道自己要啥,慢慢地发现按部就班、人云亦云的工作模式我不想要,而在话筒前做一种脸面工作也越来越没有成就感,于是想做制片和撰稿。不久发现这些都有太多的重复性,好像看到了自己40岁以后的影子,才开始寻求改变。当时我并不清醒,惟一能肯定的是,我不要这样的生活。

  赴美留学给你带来了啥?

  杨:亲自感受了不同国籍、民族、宗教信仰带来的人的巨大差异,还有面对不同的教学体系和学习办法进行的艰难适应。记得大学时读《约翰。克利斯朵夫》,我从头到尾都看得心惊肉跳,为主人公私生活的荒唐和不断地触犯权威而慌乱,甚至最后他在宁静的田园中找到与上帝的沟通,都让我不可思议,这部传记小说对我们的教育标准提出了很大的挑战。而当我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传媒专业就读后,我明白给世界一个标准答案是极不现实的。

  你的同学中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你从那时起才开始培养自己的全球观点?

  杨:我的一位同学的自我简介是这样的:我的祖母是德国人,祖父是比利时人,妈妈生在巴西,从小我便跟着当外交官的爸爸走遍了全世界,因此我是世界公民。我来自一个民族国家,看问题的角度和观点当然跟他们不一样。每当关于国际问题的集体讨论,中东学生与以色列学生立场完全不同,而韩国与日本学生观点冲突也是常事,人们都从他个人的角度得出结论,而慢慢地你也会去理解或去欣赏那个与你完全不同的结论。经过那段历程,才真正具备了开放的心态。就在上星期,我采访基辛格时问他,“你怎样看待和平?中东问题有无一次性解决方案?”他意味深长地答道:“任何认为对这个世界有一次解决方案的人都是不负责任的,和平只是不断冲突中的一个间隙,维持和平特别困难,而冲突的发生却非常容易,冲突与发展并存是21世纪的主旋律,人类没有永久的和平。”

  人的差异是如此的大,而统一的标准几乎完全不可以。这就是在世纪之交的2000年,你对那些玫瑰色的展望并不热衷,却在《百年叱咤风云录》中让人们少一点盲目,多一点思考的原因?

  杨:人类在过去的100年学会了在流水线上生产汽车,走进电影院去超越现实,飞机、坦克、原子弹应运而生,人类登上月球,进入互联网,同时必须学习面对全球性经济危机和艾滋病……战争夺去了千千万万的情感和性命,而谁也能保证21世纪的人不再重蹈覆辙?时间是条绵延不绝的河,流向你我都不知晓的地方,我们不断地思考,但也许永远不可能有终极的答卷。

  千万次地问

  人们都说眼见为实,在你“以提问为生”的生涯里,你遭遇过亲眼所见并令人怀疑的事吗?

  杨:前几年在河南出现过一个共产村,村民的房子、家具、电视、窗帘都是公家发的,一切平均分配,这让我本能地产生了怀疑。我并不认为这种模式对中国有着典范作用,因为当农民对共产主义的理解仅停留在发两个鸡蛋大葱的话,那真是件危险的事。一切都取决于村长的廉洁和操守,实际上在实行着另一种“人治”,我在片中提出质疑:谁来决定发多少东西?谁来保证干部的廉洁?谁保证乡镇企业以后只盈不亏?而本地人与外来打工者的差别待遇已经是一种剥削。我从不相信完美的谎言,有缺陷的世界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

  加上凤凰台《杨澜工作室》所做的人物,你一共采访了全世界250多位名人,他们当中谁令你记忆犹新或特别感动?

  杨:王光美。过去人们只知道她是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并不知道她是一个原子物理学硕士研究生,还是李政道、杨振宁的师姐。当初她获得芝加哥和斯坦福大学全额奖学金时,在迈上留学之路的关口,转而去了延安,她完全可以有不同的人生,然而因为理想的激励,她让真性情替自己作了选择。

  文化大革命中连刘少奇都不敢替自己说话时,她站出来替丈夫辩护。有一次红卫兵设计扣住他们,王光美特别镇定:“你们不是要找王光美吗?不是王光美的马上走。”实际上保护了刘少奇,而自己则站到台上接受批斗,我们小时候都看过丑化她的漫画,脖子上挂着一串乒乓球。那时只要有一丝动摇,她就会被风暴吞噬掉,信仰和家人她都没有背叛。

  我觉得最让人感动的不是她的坚强,而是她的宽恕。身陷监狱12年,丈夫被迫害致死,可“报复”两字她从未想过。我问她,当年6岁的小小当着你的面唱打倒刘少奇的儿歌,这个教她的人一定是身边工作人员,你就不作任何调查吗?王光美淡淡地说:“查出来这个人不就完了吗?”人真是一种奇迹,每当遇到这样的人,我对人类的信心也多了一分。

  有一句诗说,只管走自己的路,脚下的鲜花自会为你开放。

  杨:我常常被问及成功的秘诀,其实不外有三:第一,自信和他信;第二,遇到不公平的事有正确心态;第三,先为别人创造,建立良好的人际气氛。当今即使一个科学家要出成果,也不可能一个人全面包办,在个体劳动越来越不重要的今天,合作尤其可贵。当然,每一个人成功的关键都不一样,如果你是胆怯的人,成功的关键是勇气,如果你是一个爱冒险的人,成功的关键可能是广纳博言,我始终认为,面对过去我们要问问为啥,而面对未来,我们则应问问为啥不?

  在没有梦想和梦想实现之间

  你在十大新锐人物颁奖典礼上对长沙大学生说,当主持人的时候规定主持人不可以参与幕后,我问自己为啥不,而参与幕后制作之后发现与制片人有一段距离,也问自己为啥不,成为一个制片人后再问自己为啥不做一个主题频道。你的“阳光卫视”显然是这些“为啥不”的结果,为啥你的频道会锁定历史文化与人物?

  杨:我从小对历史有一种痴迷,仅有的《上下五千年》、《战国故事》和《古希腊传说》都让我翻得起毛边了。高三毕业时,我基本达到你翻开历史书的哪一页我都能答出其中的问题,包括历史事件的年份及注脚。那年我和吴征去雅典,就非常感慨于那里的绝世景观及人文风情。桑托林岛的颜色有两种:黑与白。主城在300米高的峭壁上,民房远远望去,犹如高天流云。这儿时间是缓慢的,阳光是纯净的,可这一切每隔半个世纪,就要经历一次毁灭性的打击。最近发生的大地震就在50年代,可人们撤走了,也回来了,房子倒塌,也重建,人们忙碌、快乐,完全对大自然的咒语充耳不闻,我就是向往这样不朽的历史和文化。至于做人物,我一直相信人一定会对人的故事与心路历程最感兴趣。人的命运会动人心魄、荡气回肠。

  美国仅有200年历史,但历史和人物传记可以支持两个频道,且利润不菲。从世界传媒界来看,主题频道是一种必然趋势。你凭借激情创业,但“借壳上市”这一漂亮之举,仅凭激情就可以做到吗?

  杨:我周围的条件是长期积累起来的,媒体一度称我是中国最富有的女人,但那是股票!我收购的良记股份在两个月内暴涨20多倍,人们把8.4亿港元和配股后筹到的3亿元都算在我的财富账本上,真是一种虚名。虽然我本身做媒体,但正如《纽约时报》总编托品教授所言,媒体并不是一个不需要监督的天使,它有很多致命缺陷,且没有药方!因为它自己的某些运作规律,有时它也煽风点火、制造谣言、幸灾乐祸,当大众情绪达到一分时,媒体往往说二分,达到二分时,媒体也说三分,就说最近关于吴征退出新浪董事会主席之职的事来说吧,本来就不存在啥内幕,媒体仍然猜测纷纷,说到底,至今我们还是新浪第一大股东嘛。

  听说“阳光”并购了“京文”,这一块的发展是你们下一阶段要打的重点战役吗?

  杨:并购中国最大的音像出版集团京文公司,标志着“阳光”不再是一个电视台而是真正的媒体集团。我们是一个内容供应商,目前已进入美国主流社会有线电视网。我们集中开发的这块节目内容有很强的资讯性,而京文在互动教育方面的设计能力是非常强的,教育市场很值得开拓,多种运作模式和收入渠道会使企业更具规模和发展潜力。如果是单纯的电视台,今年广告2亿,明年不可能达到4亿,广告份额不会按如此的比例增长,所以,将来我们的增长空间也许由出版发行这块带来的动力更大。

  萧伯纳说人生的悲剧在于没有梦想和梦想实现。你非常幸运地行走在两者之间,且充满激情。财富是支持你行走的最大动力吗?

  杨:财富给所有能驾驭它的人带来了极大的自由,这对理智的人是好事。我的数字财富其实就是我的公司,在我倾力去打造它的同时我没有忘记一个道理,那是当了妈妈之后的我自己悟到的:很多事情,你只要像对待小孩一样让他慢慢地成长,自然会有开花结果的那一天。人只有对远景充满期待,才不会焦虑,也才会从容面对一切。

  心,是最娇嫩的地方

  从很早起读你的文章到今天,觉得当中最为动人的是你与大自然交往的过程,你让儿子去认识自然这位人类的妈妈,那么仔细地述说每一次旅游的感受,大自然真的拥有啥朴素的秘诀让你成功吗?

  杨:大自然让我找回自己的心,不管曾经在哪里迷失,不管迷失有多久,它都会帮我找回来。今天,当许多人不惜重金美容换肤的时候,大概都会忘记:心,才是最娇嫩的地方。大学的时候,我和女友去登上了黄山,无法形容当时的感受,只知道拼命吸取那湿漉漉的绿色,并积攒起来,好留给日后某个干燥枯败的日子。带着“流光容易把人抛”的少年伤感,我们既痛苦也庆幸。其实只要你打开心扉,成长中必然经历的沟沟坎坎,自然妈妈都会助你一臂之力。

  高中阶段的高考压力人所共知,而你常提到的那条通往中学的乡间小道却给你带来不限慰藉?

  杨:那是属于我个人的享受。四季虫鸣、田野风雨、满耳的流水声便是我的“随身听”,那些从不抱怨的农民,给我带来了极为朴素的美感,直到我从事电视工作后去乡间采访,很容易就获得了农民们的“通行证”,因为中学时代的耳濡目染,使我甚至知道卷心菜应该保持多大的苗距。

  生活中的大自然和心中的自然在哪里合并?你怎么认识并丰富自己的内心?

  杨:大学时的图书馆是我的精神家园。在那里我认识了约翰。克利斯朵夫,他像火一样渴望美和爱情,狂野和坚韧的性格令我无比崇拜。理想主义时代的我瞧不起功利,相信不懈的努力会带来成功,我认真地思考着、痛苦着,多年来一直没变,我以大自然和书本赋予的力量小心地看护着自己的心,它一直就在那儿,从未被损坏。

  所以你在纽约仍然爱着北京人爱的雪,旅途倦了就约先生去碧海青天洗心?

  杨:这是我无法改变的选择。

来源:中国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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