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门宴是项羽和刘邦在灭秦之后长达五年的斗争的开端。虽是开端，却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这场斗争的终结。《鸿门宴》通过会前斗争、宴会场面与会后余波的描写，生动地揭示了项羽多侧面的悲剧性格。

　　首先，项羽的悲剧性格表现为自矜功伐，自大虚荣。由于秦的主力是被项羽击败的，各路诸侯都听命于他，承认他的“霸主”地位，这使得项羽自矜功伐的骄傲心理更为膨胀。在项羽拥兵四十万，进驻新丰鸿门，掌握战争积极权的形势下，只有十万兵员的刘邦“欲王关中”的阴谋被告发。项羽“大怒”，下令：“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项羽的“大怒”，不是性格暴躁使然，而是因为尊严被冒犯，他不能容忍别人对自己不恭不敬。眼看一场战争势难避免了，却被刘邦积极前来卑词“谢罪”所化解。项羽听出刘邦谦卑的口气，感觉到刘邦非常尊重自己、无意与自己争雄时，自大虚荣之心便得到了满足，因而怒气全消，不仅和盘托出告密人，而且设宴招待刘邦，以示和解友善之意。宴会上刘邦的不辞而别本是礼节上的不周，但因为张良代刘邦转献白璧一双，刘邦让他满足了自尊虚荣之心，他便不再追究了。

　　其次，项羽的悲剧性格表现为缺乏原则性，过分仁慈软弱。与刘邦对待告密者曹无伤“立诛杀”的果敢态度不同，项羽对待泄露军机的项伯却采取听之任之、不予追究的宽容态度。项庄以“军中无以为乐”为由，请求为宴会舞剑助兴，得到了项羽的同意后，才“拔剑起舞”的，而项伯并不奏请，擅自舞剑，项羽对此睁只眼闭只眼，未加制止。在宴会进行中，刘邦的参乘樊哙“带剑拥盾入军门”，且将守卫军门的兵士撞倒在地。按理说樊哙没有资格进会场，对他的擅闯会场之举应予制止。但项羽并未将樊哙逐出，反以欣赏口气连呼“壮士”，先后赐“卮酒”“彘肩”以压惊，缓和气氛。尤其是樊哙借项羽“复能饮乎”的发问，指责项羽席间舞剑“欲诛有功之人”，项羽非但不怪罪樊哙的放肆无礼，反而赐坐。所有这些，表现出项羽的过分仁慈软弱，缺乏原则性。如果说因为项伯是自己的叔父，他的泄露军机的行为可以原谅，他的不请舞剑之举可以默许，如果说因为樊哙的慷慨陈词中把自己看得比怀王更高，且有“求赏”之意，满足了自矜功伐、自大虚荣心理，便可以对樊哙格外宽容，优礼有加，那么，可以断定在项羽的心里根本没有原则性的概念。谁能相信，无原则立场的人能够成就一番功业呢？

　　再次，项羽的悲剧性格还表现为缺乏远见，谋事不深，迂腐呆板。与刘邦入关之后为图谋霸业而克制“贪于财货，好美姬”之欲相比，与刘邦拉拢项伯、卑词“谢罪”、在宴会上屈居下座而安之若素的能屈能伸的性格相比，项羽缺乏远见、谋事不深的性格表现得十分明显。他一听说“沛公欲王关中”的消息便“大怒”起来，想都不想就要下令发兵，尽管范增事先分析了刘邦“其志不在小”的野心，力主进攻，项羽终因项伯的从中调停、刘邦的卑词“谢罪”而取消了进攻计划，反而热情地招待起刘邦来。这就可以看出，项羽原先下令要“击破沛公军”的目的显然是不 明确的，发兵与否在项羽那里如同儿戏一般，他行事是冲动的，他的决策难免有轻率之嫌。刘邦在宴会上不辞而别，脱身独去，项羽对此未加深思，也未加深究。常言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在争夺天下的殊死斗争中，不多长几个心眼，目光不远，谋事不深，怎能成气候呢？就因为刘邦积极前来“谢罪”，就可以原谅对方，项羽的做法真是迂腐得可以了，他难道不知道放虎归山，遗患无穷的道理吗？

　　张良发觉项庄舞剑“其意常在沛公”的意图后，私下来到军门找樊哙商量对策。樊哙进入宴会会场之后对项羽说的一番话与刘邦此前所说的话完全一个调子，即刘邦有功，应该奖赏。在紧张的宴会气氛稍为缓和之时，刘邦借口“如厕”，“因招樊哙出”。刘邦独去之时交待张良，要估计他回到军中之后才可进献白璧与玉斗，以拖延时间，稳住项羽。这里一方面看出刘邦的狡诈与精明，另一方面也看出刘邦与部下之间高度的默契，上下之间目的一致，认识一致，行动一致。与刘邦不同，项羽在宴会上对范增的以目示意、举玉袂暗示都视而不见、置之不理，甚至项庄席间舞剑被项伯阻挠也听之任之。这里可以看出项羽与范增、项庄之间在行动意图上全然缺乏默契。彼此之间认识不致、思想不统一，焉能取得同一步调呢？这里不仅有项羽迂腐呆板的因素在，更有项羽才智不足、谋事不深的因素在。当张良献上白璧一双，项羽“置之坐上”之时，范增为痛失击杀刘邦的良机而恼怒不已，不仅当场将张良所献玉斗“置之地，拔剑撞而破之”，并压抑不住失望与怨恨之情，脱口而叹：“唉！竖子不足与谋！”

　　正由于项羽有上述自矜功伐、自大虚荣、缺乏原则性、过分仁慈软弱、缺乏远见、迂腐呆板、谋事不深、才智不足服人的悲剧性格，他的最终自刎乌江的悲剧结局便是势所必然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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