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简介中等收入陷阱简介
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国家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000美刀左右）后，出现贫富悬殊、环境恶化甚至社会动荡等问题，导致经济发展徘徊不前。
一、主要特征
“中等收入陷阱”国家存在十个方面的特征，包括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落入“陷阱”的国家既丧失了与低收入、低工资经济体在制造业方面的竞争优势，也没有能力同发达经济体在高技术创新领域展开竞争，经济无法由依靠廉价劳动力或资源能源类自然禀赋向依靠高生产率导向的增长模式转变。
二、划分类别
“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始于世界银行在2008年发表的一篇报告。报告根据人均GDP的多少，将不同国家分为四类：
1.低收入国家（低于975美刀）
2.中低收入国家（介于976到3855美刀之间）
3.中高收入国家（3856到11905美刀之间）
4.高收入国家（高于11905美刀）
一般认为，当人均GDP达到中高收入标准时，国家发展将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一国经过多年的发展，人均GDP徘徊不前，或发展缓慢，始终处于中高收入阶段，可以认定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反之，当人均GDP达到高收入标准，则认为其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同时，基于对拉丁美洲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观察，许多国家进入“高收入国家”这一行列之后，经济发展难有起色，人均GDP始终介于两者之间，也被认为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需要认识到的是，“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一种现象的概括，而不是经济规律的总结。很多观点把中等收入国家遇到的发展问题都认为是“中等收入陷阱”的一部份，导致这个概念一直在扩充和变化。
就我国来看，从1997年起，我国由低收入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在2010年，我国人均GDP超过了4000美刀，进入了中高收入国家行列；到2024年，人均国民收入超过了8000美刀（而本年的高收入门槛为人均12235美刀），正处于跨越中高等收入，达到“高收入”门槛的关键点上。但是呢，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发展问题，最直观的表现就是经济增速遭到影响，不能持续稳定发展，导致难以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三、典型代表
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一些国家收入水平长期停滞不前，如菲律宾198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684.6美刀，2014年仍只有在2865美刀。还有一些国家收入水平虽然在提高，但始终难以缩小与高收入国家的鸿沟，如马来西亚198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812美刀，到2014年仅达到10804美刀。阿根廷则在1964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就超过1000美刀，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上升到了8000多美刀，但2002年也下降到2000多美刀，而后也回升到2014年的12873美刀。墨西哥1973年人均GDP已经达到了1000美刀，而2014年人均GDP只有10718美刀，41年后仍属于中等偏上国家。拉美地区还有许多类似的国家，虽然经过了二三十年的努力，几经反复，但一直没能跨过15000美刀的门槛。
四、原因分析
（一）错失发展模式转换时机。以阿根廷等拉美国家为例，在工业化初期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后，未能及时转换发展模式，而是继续推进耐用消费品和资本品的进口替代，即使在上世纪70年代初石油危机后，还是维持“举债增长”，使进口替代战略延续了半个世纪。而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则因国内市场狭小，长期实施出口导向战略使其过于依赖国际市场，极易受到外部冲击。
（二）难以克服技术创新瓶颈。一国经济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低成本优势逐步丧失，在低端市场难以与低收入国家竞争，但在中高端市场则由于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条件制约，也难以与高收入国家抗衡。在这种上下挤压的环境中，很容易失去增长动力而导致经济增长停滞。
（三）对发展公平性重视不够。公平发展不仅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创造更为均衡的发展，还能够减缓社会矛盾和冲突，进而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拉美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由于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导致中低收入居民消费严重不足，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
（四）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偏差。从拉美国家看，受西方新自由主义影响，政府作用被极度削弱，政策缺乏稳定性，政府债台高筑，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不平衡等顽疾难以消除，经济危机频发造成经济大幅波动，如上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巴西货币危机、2002年阿根廷经济危机，都对经济持续增长造成严重冲击。
（五）体制变革严重滞后。在拉美国家，体制变革受到利益集团羁绊，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精英集团的“现代传统主义”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反对在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和权力分配等领域进行变革，或者把这种变革减少到最低限度。经济财富过度集中，利益集团势力强大，造成寻租、投机和腐败现象蔓延，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受到严重扭曲。
中等收入陷阱案例解析
一、巴西案例：错失转型机遇与民粹主义政策叠加，危机接踵而至。
1968年至1973年，巴西经济以超10%的速度飙升，至上世纪70年代末，其人均GDP接近5000美刀，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当时，巴西实行了“进口替代”战略，以本国工业产品替代欧美进口制成品，意在减少对外依赖。但是呢，这种长期内向型的发展模式造成经济结构失衡，外贸出口减少、资金短缺，不得不大量举借外债。然而，彼时能源危机使全球经济陷入萧条，巴西借债困难并无力偿还本息，由此爆发的债务危机使其经济大幅回落甚至呈现停滞状态，巴西错失了第一次调整机遇。
上世纪80年代，负债增长战略难以为继，国家被迫实行紧缩政策。到了90年代初，巴西政府实施改革：即开放市场、大幅削减财政预算和部分允许汇率浮动。但是呢，惯于依赖国家政策保护的巴西企业难以适应开放市场等措施，在平均关税高达20%以上的情况下，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由上世纪80年代的29%萎缩至10%。同时，巴西服务业迅速发展，比重升至70%以上。值得关注的是，巴西服务业以商业零售、旅店餐饮等低端行业为主，无法创造更多价值。于是，国家收入不得不依赖铁矿、大豆、石油等原材料出口。
进入21世纪，世界迎来了“大宗商品超级周期”——大宗商品价格狂涨使依赖原材料出口创利的巴西赚得“盆满钵满”。然而，巴西政府却通过简单的补贴方式扶助穷人，白白消耗掉“大宗商品红利”，再次错失了大好的经济结构改革机遇期。2011年以后，“大宗商品超级周期”结束，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进入下行轨道，巴西平均经济增长不足2%；2014年，巴西财政自1995年以来首次出现赤字；2015年，因“紧缩”冲击经济，加之政府试图以提高税收为手段保障社会福利和扶贫计划，企业负担苦不堪言，进而殃及社会经济发展，引发经济全面衰退。
作为拉美地区最大的国家，巴西是诸多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总结其经验教训，可得出结论：
首先，当一种经济结构带来增长的动力即将耗尽之时，必须及时调整结构、转变增长方式，若听任“痼疾”恣意蔓延、导致危机集中爆发之后再作改变，社会及经济的代价将极其高昂。
其次，发展与公平应相互兼顾不能偏废。巴西政府曾笃信重财富积累、轻视分配公平，导致社会两极分化日趋严重，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能力减弱，并引发激烈的社会动荡，进一步冲击经济；而在社会问题大爆发后，也陷入“民粹主义”误区，将社会福利置于经济发展之上，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民众福利也成了“无源之水”。
二、东亚经验：政府推动经济转型+“人才兴国”战略，最终跨过陷阱
——新加坡：自1965年建国以来，新加坡不断淘汰旧产业，经济几乎每十年就经历一次转型升级，实现了从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到知识经济的重大转变。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新加坡政府肩负起对劳动力进行再教育的职责，为此成立了大量的公立和私营培训机构和服务于中小企业的非营利性机构。上世纪80年代的南洋理工大学、90年代的新加坡管理大学和最新的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都体现出其及时顺应经济发展变化趋势的能力——政府通过引进大量外籍人才、发展高等院校、设立实验室等措施，为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如今，新加坡正致力发展创新型经济。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在经济转向服务业后并未放弃高端制造业，至今仍保有石油冶炼、芯片制造、制药、造船重要产业支柱，这对保持经济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韩国：一方面，主要得益于其深远的市场变革。政府削减了财阀的权力并大刀阔斧地改革缺乏竞争力的国企，大胆扶持有潜力的新兴企业和知识经济。进入本世纪，韩国政府提出“第二次科技立国”战略，加大对研发的投资力度，并制定出“将韩国打造成为IT产业强国”的发展目标。相关数据显示，韩国政府以及各企业的总研发经费占GDP的3%左右。在经济低迷时期，更会加大研发费用，以寻找新的增长动力。三星数码的智能手机之所以能在经济形势低迷的2012年占领全球市场、并在销售额上创造历史新高，与此关系紧密。另一方面，韩国政府非常重视对人才的培养。上世纪70年代初，韩国制定了“教育立国、科技兴邦”的发展战略，为发展教育，韩国政府不断增加政府公共教育经费投入。1950年，其公共教育经费约占GDP的2%；1965年至2001年，韩国中央政府的教育预算一直保持很高的比例，基本在2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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