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知识分子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儒道合一。有的表现为外儒内道，有的是外道内儒；有的是先儒后道，有的是先道后儒；有的却是穷时则道，达时则儒……很少有真正的儒家或道家。东晋的陶渊明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归隐田园的知识分子，他的思想似乎应该是以道家为主。但是，关于陶渊明是儒是道，历来就有不同看法。朱熹说：“渊明所说者庄、老”（《朱子语类》）梁启超说：“他虽生长在玄学佛学的氛围中，他一生得力处和用力处，却都在儒学。”（《饮冰室合集》）。陈寅恪说：“惟求触合精神于运化中，即与大自然为一体……自不致与周孔入世之名教说有所触碍，故渊明之为人实外儒而内道。”（《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要想弄清陶渊明的思想与儒道两家的关系，不能忽视《归去来兮辞》这篇重要文章。

首先，从这篇辞的写作背景来看。魏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大变化时期。无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整个意识形态，包括哲学、宗教、文化等等都经历转折，社会变迁在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上的表现，是占统治地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两汉经学的彻底崩溃，代之而起的是玄学占主导地位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应该说崇尚虚无、回归自然、讲求出世、享受人生的道家思想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潮，而儒学及后来兴起的佛学则退居其次。加之他“质性自然，非矫历所得”，终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在彭泽县令上仅八十余日，就辞官归家，从此躬耕陇亩，终身不再出世。由此可见，“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的陶渊明意本不仕，加之身处这样的时代，归隐是必然的选择。这篇《归去来兮辞》就是在他辞官之初特意所作，以示归隐决心。从这里可以看出陶渊明的儒道合一思想。

其次，从全辞的主旨看，这是一篇述志的作品，述的是归隐之志。表达的是对黑暗官场的厌恶和鄙弃，对农村的自然景物和劳动生活的赞美。开头即点明“田园将芜”、“心为形役”的可悲，继之以“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把出来做官比作“迷途”，“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做官是错了，归隐是对的，好在现在觉悟还不晚，开篇就有自责、自悔之意，点明“归去来”之旨。接着，作者对“引壶觞以自酌”、“倚南窗以寄傲”、“时矫首以遐观”等“今是”生活的描写，既是为了肯定归来之乐，更是为了从根本上否定“昨非”。全辞写思归，写归程，写至家门，写归家后的乐事，或以“松菊”自况，或抒发“自以心为形役”、“悟己往之不谏”的感慨，或直抒“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富贵非吾愿”的胸臆，无一不是表达这样的思想：乐于归去，离开这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官场；乐于归来，热爱纯真自然的生活。这一主旨正是与道家清静无为相吻合。篇尾，陶渊明也进一步表达了他的“出世”思想及对人生无常的感悟：“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讲的是顺乎自然，“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流露出一种乐天安命的思想。

通观全篇，占主线的是道家物我两忘，寄情山水，乐天安命的思想。正如《古文观止》所云：“公罢彭泽令，归赋此辞，高风逸调，晋宋罕有其比。盖心无一累，万家俱空，田园足乐，真有实地受用处，非深于道者不能。”其实，这一点，在陶渊明归隐后的许多诗作中均有印证，如表现远离俗世、回归自然之作：“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己忘言。”（《饮酒 》其一）表现人生虚无的感喟：“一世异朝市，此语真不虚。人生似幻化，终当归虚无。”（《归园田居》其四）以上这些是陶渊明所处时代使然，是以道家为主的主流思想在他身上的必然反映。作为一个出身没落地主家庭的知识分子，在门阀制度森严，士族阶层把持朝政的时代，他不可能有所作为。那么，既不能施展抱负，又不愿同流合污，那只有弃官归隐一条路。这时候，道家思想必然占据陶渊明心中的主导地位。

那么，“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的陶渊明是不是就真的一头扎进田园，从此不问世事，一心修道呢？其实不然，在这篇辞中不时流露出他的另一面——儒家的影子。

首先来看陶渊明的“做官”经历。儒家历来讲“入世”，讲“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重人伦，重纲常，重此生，轻来世。讲求世俗的情感和关怀，作为一个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知识分子，陶的身上也打下了太多的儒家的烙印。事实上，陶渊明早年立下济世的壮志，曾几次出仕，先后做过江州祭酒、镇军参军、建威参军、彭泽令，每次做官的时间都不长，最终因实在看不惯当时政治的黑暗和官场的丑恶，才决心辞官归隐，但这些经历不能不在他的文章中表现出来。表面上，他把曾经的做官经历比作“迷途”。过去的日子不堪回首，更要珍惜今后的岁月：“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这种看似大彻大悟之言，实则正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愤激之词，这也从侧面表现了他坚决不与统治阶级同流合污的志趣，这一点正是与儒家思想暗合的。

再看陶文中对自然景物和人情世态的描写：“舟遥遥以轻扬，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在这里，自然景物成为诗人生活兴趣的一部分而充满了生命和情意。这是一种不同于道家的“无情之情”，而是一种“有情之情”。它渗透了儒家的人际关怀和人生感受。这种“情”与大自然合二为一，反映了它对污浊现实的憎恶和对纯朴的农村生活的热爱。从这里可以看出陶渊明虽然从上层社会的政治中退了出来，把精神的慰藉寄托在农村生活的饮酒、读书、作诗上，但他没有当时封建士大夫对整个人生社会的空漠之感，相反，他对人生、生活、社会仍有很高的兴致。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这些正是儒家思想在他身上的体现。

同样，在陶渊明以后的一些诗作中，他不仅表现了“悠然见南山”的一面，还有“金刚怒目式”的一面。他歌颂那些历史上的神话传说中失败而不屈的英雄：“刑天舞干器，猛志固常在。”（〈〈读山海经〉〉）赞扬那些为理想壮烈牺牲的人物：“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咏荆轲〉〉）这些正是他不能忘怀“俗世”的有力明证。“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他念念不忘的仍然是“先师遗训”、“朝闻夕死”。如此看来，辞中所谓“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其实正是陶渊明“壮志难酬”、“抱负难伸”的曲折反映。难怪鲁迅先生说：“他并非整天整夜飘飘然，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同一个人”（〈〈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

综上所述，从《归去来兮辞》及陶渊明后来的一系列诗文均可看出，陶渊明虽然受到当时道家思想的影响，并在自己的后半生彻底归隐，但他心中念念不忘的仍是儒家的人际关怀，骨子里仍然是一个“儒者”。所以，还是现代美学家李泽厚的看法最为中肯：“即使是陶潜的道家精神，也仍然是建立在儒道互补的基础上。仍然是与儒家精神交融渗透在一起的”。“所以，他也可说是‘内儒而外道’”（《华夏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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