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苦与文学
烈日杲杲,蝉鸣声里,寂静铁箍一样箍住群山,一个年轻人脱掉衣服,躺在晒得炙热的岩石上,听任背上烫起燎泡,他几个小时躺着不动,望着天角久久不去的闲云,内心也像烈日炙烤一样的痛苦;——这位年轻人就是“文革”时期的朱多锦先生,一个为思想付出惨重代价被时代抛弃的人。
那时的朱先生在周边人看来冒着点都点不透的傻气,研究“文革”运动换来了“恶攻罪”的罪名,诗歌、日记被查抄,当时给诗人带来诗名的诗歌《告诉我,黄河》就被搜出销毁。随后一次也一次的批判大山一样压来,灾难像脚下的流沙,稍用一点力,就会把他吞没;1972年夏季发配到聊城郊外的山东师范学院“五七干校”劳动,65级的毕业生70年就都分配了工作,而他没有工作的机会,只有屈辱和屈辱带来的痛苦守着他,在干校当传达、种菜、清理厕所、垒猪圈,累得全身像散了架,每天仅有一条狗为伴,和流放无异。
苦闷,无以释怀的苦闷,再心灵深处刻下了一道深深的沟槽。在干校,挂满花边般霜雪的林地,他默默地劳动,想把全部的痛苦埋进心田,想让它们安静地呆在里面,可是不 能,它们时不时地冒出来,铁锈一样腐蚀着灵魂。他沉进痛苦的渊薮,却无法向痛苦屈服,他必须扞卫内心的圣地,在痛苦中发出声音,他拿起了笔,痛苦成了他文学创作的催化剂,心底释化的压抑和屈辱,都化成笔下的诗行;诗歌成了他对痛苦的宣泄,对失落的人性的呼唤,对文革的抗议性思考,对苦难生活的反刍,诗歌也彰显着他不羁的情怀,给挥之不去的痛苦带来了慰藉,使心灵得以苏息,灵魂得以舒展。
知识分子其实是灵魂始终在炼狱中煎熬的人,要活下去,就得在痛苦中找出意义。只有那些懂得“为啥”而活的人,才能经受得住痛苦。必须要说的是,那个年代的很多人,脑子里都是无意识地跟着一次次的运动前行,而不去想自己为啥要这样做,只是拉车不认路、“指到哪打到哪”一无定见的驯服工具,形成了可怕的集体的无意识,这些人平安无事,生活的相当惬意,骨鲠敢言的朱先生则成了时代的弃儿,处的对象也悔婚离去,已成大龄青年的他后来在农村找了个对象。
深秋向晚潮气初泛,他徘徊黄河岸边,抹染夕晖的妈妈河如一川铜水滚滚东来,而他的眼中却透出幽如远山的哀思;暮色苍茫中他露宿河岸,夜听涛声呜咽,任凭迷惘的泪水濡湿两颊。今天的朱先生已经是一位65岁的老人了,黑黑的清癯的面庞,瘦瘦的身材,腰挺得很直,走路步子迈得挺大,一副急匆匆赶路人的样子。现实生活中他确实也是如此,每个周只有四天住在省城,他周一一早从齐河老家赶回济南的杂志社上班,周五晚赶回家乡,游走在家乡、都市之间。晨露初湿,他就已经登程;明月降临,还走在返家的途中。在夜色渐浓的黄昏里,土腥味儿浓浓的冷风拂入胸怀,庄稼地从脚下悄悄伸向黄河堤岸,伸向远方的天际。一个处在城乡交错、心离家乡最近的城市诗人,独行在郊区的路上,常常抒发为文的万端感慨,梳理思想的整个脉络。他的好些学术思考、诗歌构思、形象思维和图像思维的撞击都是在回城返乡的途中完成的。“由于我对命运的思考,我的命运竟是思考命运的一种命运”。十多年间往返奔波,寄居省城茕独一人,个中甘苦只有诗人本人清楚,他在省城没置下房产,在家乡也没置下可人的家业,没多少浮世的财物,到现在还背负着十几万的房贷。尽管自己一直受着经济的压迫,处在清贫的生活中,但他富有的精神储备并不是常人具有的,他今天更多的还是形而上的痛苦,这样的痛苦日甚一日的敏感,日甚一日的尖锐。他关注打工阶层、关注城市里的弱势群体,对城市发展的忧患、对城市人群生存状态由来已久的忧患,作品充满了对当下痛苦与磨难的质询、孤独忧思、愤世嫉俗、苦闷彷徨的痛苦。他的现代城市叙事诗,直通思辨,作为原生态的自在的写作,运用美的“审丑”来“反讽人生”,更多的具有了社会批判精神,展示了一个现代诗人的品格。
今天的商品社会不动声色地消解着对人生意义的探讨,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还是把文学当成抬轿子、吹喇叭的工具,和以前政治挂帅大兴“文学工具论”没啥两样。尽管一些钻谋下海、和经济沾边娱乐大众的作家挣到钱了,但文学毕竟是人学,是寂寞和贫寒中的事业。“作家并不是百灵鸟,也不是专门歌唱娱乐人的歌妓”,只有不为世俗功利所动,以全部的痛苦的精神能量进行毕生的经营,才有可能获得成功。文学观念的成熟是人的核心观念的确立,付出的代价越大,在现实中就越痛苦,而这种痛苦成就了朱先生文学作品的深沉厚重,诗歌是他剖析社会、抨击丑恶、平息内心痛苦的最有效方式。就是在今天,还有些人无端地对他进行人身攻击,对他的作品进行这样那样的诋毁,其源盖出于对这位老诗人和他的作品的不理解。像他这样一个不该说却偏偏要说的人,一个打断骨头也得求真的人,一个以个人遭际和付出心灵中最痛苦的代价换来当今思想解放的人,应该是有功于这个时代的人。
一位诗人的作品,由于不同时期的读者不同而不断获得前所未有的新的美学价值。看一个诗人,不仅要看他能够立得住的诗,还要看他的身世、创作分期和有关他的论述,这样才能更准确一些。有诗评家说朱多锦先生是一个被边缘化了的诗人,此话虽有待商榷,但并不见得有啥不好,“作家应该背对文坛面向读者”,一个真正的诗人未尝不是如此。朱先生曾经说过“写作是一种命运,不是分工”,他把写作看成他来世间的一种宿命,那是诗歌来写他,而不是他去写诗歌,他崇尚的一直是自在的写作。2024年,朱先生诗歌研讨会吸引省内外上百位诗人、诗评家的参与,一本专门简介研讨会盛况的专着《泉林晤语》,在当下很有诗学影响。“文章憎命达”,富贵者写不出好作品,安于清贫,“迎风临川,破衫如帜”的朱先生,文学上的成就将是奉送给他的最丰厚回报。
“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今天的这个社会已经很少有仰望星空的人,朱先生应该算一位,他的很多作品将在更远的岁月释放出光辉,正如省社科院杨政先生说得那样:“他可能在今天还比较寂寞,但是呢在他的身后,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评价他,研究他,尊敬他,认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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